艾莉西亚凯斯

如果说第2款是第1款的从重情节，那么在第1款所列的四类情形中，第（二）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应被作为应受处罚的妨害公务行为的一般规定，其所针对的是日常状态下的一般公务，而第（一）项则是适用于紧急状态的例外规定。

（四）社会性基本义务可作为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依据 按照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原则的要求，社会性基本义务除了可以作为个人享有基本权利的消极构成要件外，还可以成为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依据。权利享有与义务履行的平等性在我国宪法上的体现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同等基本义务应由身份平等的全体公民共同负担。

要而论之，以人权保障和自由秩序为取向的宪法，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在宪法秩序中必然是不平衡或不对称的。这在我国宪法亦有相应体现，2004年人权条款的入宪改变了现行《宪法》第二章的规范结构，国家要尊重和保障基于自然属性的人的人权体系，不得与人权的本质内容相抵触。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涵盖诸多内容要素，其内涵具有复合性。因而，国家不得以基本义务的名义，将基本权利置于普遍的、随时变动的国家/社会/集体利益、他人权利之下。

如果基本义务可作为国家权限的直接来源而不需法治原则的约束，将有损基本权利的规范地位。[4]参见王世涛：《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吗？——与张千帆教授商榷》，载《时代法学》2006年第5期。但是这种分配惯例总是导致结果上的分配不平衡，特别是在采用审判庭程序的情况下。

在匈牙利和土耳其，宪法法院和政府或者议会多数之间的冲突通过填塞法院（court packing）来解决，即通过增加法官数量和任命政治上合格的法官，就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尝试一样。[35]我自己在任期内改变了我的处理方式，直到后来的几年里，我才独自完成了分庭诉讼程序的很大一部分事务。自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存在以来，除了获得很多认可之外，也一直有人批评其判例，并指责其超越权限——不仅是对具体裁判的不可避免的批评，还有对基本原则性和核心的宪法教义的延伸性、创造性解释的指责。当人们发现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泛滥的时候，人们可以、能够也应该批评这一现象。

[36]S. für die Jahre seit 1987 Jahrestatistik 2012 (auf den Internetseiten des Gerichts unter »Verfahren« zugänglich), Abschnitt IV. 2. Für die früheren Jahrgänge s. auf der Grundlage der älteren Statistiken Lübbe-Wolff (Fn. 17), S. 509. [37]在分庭中，只出现不接受和接受的决定类型，而不会出现接受与拒绝宪法申诉有关的决定。2013年年度统计数据显示，不接受和拒绝的紧急决定中，第一审判庭未说明理由的决定是63%，第二审判庭甚至达到94%。

当然，这可能包括对与案件决定有关的宪法规范和程序规范的所有解释的可能结果的讨论——这种目的论的解释是法律解释和宪法解释的常用方法——，但是论证框架仍然是法学的。如果审议结果或者其中的重要部分与主审法官所准备的投票表决的建议内容不相符，[61]他通常也会予以通过，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另外，[8]宪法诉愿必须在诉愿期限内提起，[9]而且必须穷尽其他法律途径，即已经寻求了从主管的专门法院到最高审级法院的补救措施，更准确地说，穷尽了防御基本权利侵害的程序法上的所有可能性。或者囚犯发现他的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或者公司认为自己由于逐步淘汰核能或者航空税而被不公正对待时，都能提起宪法诉愿。

几乎每个星期，在媒体上都能看到联邦宪法法院对案件事实所做的裁判。这个房间是文件转运室（Aktenumschlagplatz）。但是如果法官认为她不赞同的主审法官决议提案，该怎么办？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法官看起来很明显是正确的，而另一个法官看起来很明显是错误的——然后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在分庭中只能做出一致决定。业务分配的相应变化在新法官加入审判庭之前就已经确定，而考虑到在管辖权方面互相竞争的愿望，礼节性角度——领导职能和资历——发挥了作用。

面对争议双方，法院的裁判几乎必然会至少令其中一方失望。[20]尽管联邦宪法法院并未突破司法约束，但这些事件在德国也很难想象。

大多数联邦宪法法院4：4的分裂情形中都并不确定，分裂是否按照党派政治的分界线发展。在第一审判庭，一个新加入的法官通常要承担前任的主审任务，而在第二审判庭，主审任务传统上是随着法官的变动而做相应的调整。

早上您进入被称为法官环（Richterring）主建筑部分的主通道，但它并不是圆形的，而是方形的，围绕在庭院周围，走廊在玻璃后面有一点修道院回廊的外观。这些尊重并非理所当然，而且也不是简单由法律进行规定。在土耳其的宪法法院，即使是助理也会陈述他们的投票。[65]在这种情况下，和很多世界上其他的宪法法院拥有九名法官不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没有来自事先确定的政治光谱中的法官组成的大多数。但有时会出现更罕见的情况，即在第一次审议预约日期之前，审判庭个别成员会向所有成员发表书面的定向反馈（gerichtete Reaktionen），质疑投票或者部分投票，或者表达反对立场。接下来R女士会根据投票和案件相关文件来审查决定建议。

它限制了立法者的自由裁量，而民主在这里不一定是最活跃的，人们并不组织政治对抗，而是组织运动、走上街头、等待宪法法院的裁判，并且由于担心联邦宪法法院审查的风险，往往不走新道路。初步审查不是由法官，而是由具有法官资格的行政官员进行。

[56]将审判庭完全由于政治提名的背景原因而分裂的极少数情况（vgl. BVerfGE 95, 335 ff., zu überhangmandaten）仅仅解释为是价值观的反应，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是实践中，通常仍然要进行全面审查。

这些研究助理，通常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主要来自司法部门，也有个别来自行政部门或者各部委。以4：4的决议为例，其分裂并不完全符合政党政治提名的背景，s. BVerfGE 90, 286 （关于参与《北约条约》的原始概念并不涵盖的北约行动的法律依据的必要性问题）。

[16]《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4条第2款。一个强大的宪法管辖权需要批评声音，并需要特别注意司法功能的边界，因为它不容易被缺乏执行优势的意识所制约。人们普遍相信，这些第二审议阶段的程序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其他人对主审法官认为的最佳解决办法提出的反对意见都是就事论事，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宪法诉愿是联邦宪法法院和联邦宪法深受欢迎的基础，同时也是联邦宪法法院标志性的执行力及其塑造法律文化作用的世界范围内最卓越的组合。

在第一次审议阶段即所谓的实质性审议中，每个法官都根据主审法官汇编的信息做了准备。当法官们在审议室开会时，主审法官，这次就是R法官，会简要总结投票，或者指出对案件及其重要的观点。

但在得出这种结果之前，总是要努力找到一个所有人都支持的解决方案。[37]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程序负担，再次提出了增加决定[38]的要求，以便减轻法院对每个案件的全面审查。

事实上，人们似乎并不能完全不带矛盾心理来观察联邦宪法法院及其所扮演的角色。[58]最开始存在的连任的可能性已经在1970年被废止。

法院本身也应该得到尊重与忠诚，这要归功于联邦宪法法院对《基本法》的尊重和忠诚。当两个人意见相左时，其他人会提出协调建议。相应的全体会议决议以及当前的业务分配可以在联邦宪法法院的网站上找到（在"诉讼程序"栏）。通常会简单达成共识，这或者是对事实，或者是就遵循明显的多数意见并且不再阻止多数意见的推进。

所以这里的讨论也是为了努力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宪法法院能以这样的方式运行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仅仅是由于法官的个人素质，而是本质上依赖于能间接影响行为的规则。

如果最高联邦机关及其特定机构认为其机关权利受到其他宪法机关的侵犯，那么它们可以通过机关诉讼程序向联邦宪法法院起诉。[50] 总体而言，我支持透明化。

此外，如果诉愿人首先明确提出请求，那么通常应首先在总登记册中登记宪法诉愿。助理的准备工作也不是为了剥夺法官的判断，让法官免于文件工作，而是为了让这项工作对法官来说更容易。